云峥打定了主意要固守，只需不让萧打虎跑出来自己就算是赢得了最大的胜利。
萧打虎没有在第一时间率军突围，已经让云峥小看了他三分，粮食不足是他最大的弱点，继续缩在西京城只会让他的力量越发的衰弱。
相比之下云峥就不那么着急了，准备了五年的物资，正源源不断的从雁门关运到这里，作为接力赛的一部分，开春之后，云峥就重新会有一支齐装满员的军队。
大宋这些年养精蓄锐的成果已经悄悄的展现，北方大战连绵，而国内却没有增加赋税，有了岭南大批的粮食支援，皇帝甚至下令减免了陕西的钱粮。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司马光甚至为此专门上了万民折子为皇帝请功，祈福，云峥在这个折子上面也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然而，最灿烂的阳光下也有光线照耀不到的地方。
流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终于抵达了西京，模样之凄惨让人不忍卒睹，三万人在极寒的天气里爬冰卧雪才来到战火连天的西京，最后清点人数之后只剩下不到两万五千人，也就是说有足足五千人已经死在了从雁门关到西京这不足千里的路途上。
王安石自己也病了，而且高热不退，自从大风雪开始之后，他就不眠不休的前进，他知道，一旦这支流民大军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恐怕就再也没有能力走到西京了。
前进或许还有一条生路，留在原地不动除了死亡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嘴唇焦干的王安石见到云峥之后，两只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里像是冒着鬼火，指着流民对云峥嘶吼道：“莫要让他们再死掉了！”
这个保证云峥给不了王安石，其实王安石自己也知道云峥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之所以会吼出来，实在是这些日子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从而让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掉了。
军卒们看到流民不由得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对那些光着脚能从千里之外走到这里的汉子简直佩服至极。
只有陈琳的神色依旧非常的泰然。
这些人看流民和普通人看见流民的反应不一样，百姓看到流民只会同情，而官员和皇帝看到流民，就好像看到了动荡和不安。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
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豪族所凭借的是什么？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基础。但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吾国的遗产继承制，以诸子均分为主，纵是大农，一传再传之后，土地亦必细分，由大农变为小农，土地的生产已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税又以田赋为主，农民受了苛税的压迫，结果便如晁错所言：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些没了土地也就没了任何生产资料的人除了当流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出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家，而且中国的农业甚见幼稚。
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的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
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
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
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王安石之所以会病倒，纯粹是因为这次有了可以和最底层的流民有了亲密接触的缘故，也是通过这次长途跋涉，让他对流民的构成和成因有了一个极为中肯的认识。
看着这些在寒风中呼号求生的流民，再想想自己那些漏洞百出的变法信条，惭愧和激怒交加，终于病倒了。
然而，让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旦流民成灾，贫穷的普通化就是暗示大宋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
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
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
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盗贼又复扰民，“乡间豪雄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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