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龙谦带领他的山东子弟兵倚仗天险击溃了德军和法军对山西的觊觎时,9月19日,慈禧一直惦记的李鸿章终于到了天津。
其实,早在7月17日,李鸿章便登船离开了燠热难耐的广州,北上京师解决这场战争的后续问题。
战争的结局早已注定,自问对于天下大势的了解在中国无人能匹的李鸿章,心头再次浮起曾经有过的沉重,这种感觉应当是在五年前的日本马关。
前来送别李大人的官员们的脸色与阳光明媚的广州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南海知县裴景福是李鸿章的同乡,虽然职务相差甚远,却私交甚密。裴县令对李鸿章调直隶总督表示了祝贺,“公已调补北洋矣,诸领事今晨已得电,皆额手相庆也。”
李鸿章睁开微闭着的双眼,缓慢但坚定地说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裴景福深感振奋,乘机询问李鸿章对国事的看法,谁料刚才还意气豪迈的李鸿章竟然声音哽咽,“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月之交。但聂功亭已阵亡,宋马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不保矣。”
李鸿章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天津城外战事正酣的时候,北京仍在朝廷手中,李鸿章准确了预料了北京城破的日期,就在**月之交——实际破城是在八月十五日。
裴景福接着问,如何才能让帝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李鸿章竟然泪流满面。“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注重兵费偿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这话说的很是凄凉。跟随李鸿章已久的部下们感到悲哀且心惊。即使在甲午之后奉朝廷圣旨与日本人艰难周旋的时候,他们也未见过性格坚毅的老上司流露过丝毫的郁苦之色。
裴景福知道。在这之前。李鸿章对于朝廷召他北上的电报一概置之不理。朝廷在七月初便来电催促了。期间荣禄与刘坤一均以个人名义给李鸿章来过电报,催促李鸿章赴京消弭危局。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清廷驻德公使吕海寰紧急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可以消弭。吕海寰赶紧给李鸿章去电报,请李鸿章迅速北上主持大局。李鸿章回电,政府尚无主见,即绕道前去,无济于事。
的确,当时朝廷昏着头,主战声强,还盼望着义和团的神术可灭洋人呢。那段时间,李鸿章办的大事便是促成了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确保了战火没有蔓延至长江以南。当他接到朝廷对万国的宣战诏书后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此乱命耳!
乱命不从!于是有了东南互保章程的出笼。他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意识到。自认是得意之作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出台,启动了满清建政以来地方公然对抗中央的例子,也促成了近代军阀集团的诞生。
朝廷拿南方督抚们一点办法没有。
接下来,随着京畿战局的急转直下,朝廷坐不住了,催促李鸿章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将因甲午战败免掉的职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也还给了李鸿章,这虽是李鸿章的心愿,但李鸿章仍不愿动身,朝廷的口气越来越强硬,直到七月十三日朝廷电报中说,“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口气很严厉,李鸿章不能不动了。
李鸿章启程之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关于朝廷对万国宣战,李鸿章的解释是朝廷并未备战,因而不能视为宣战。对于引发庚子之乱的义和团,他表示那是一些愚民,引发冲突的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至于他北上后怎么办?李鸿章说了几点意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他对于义和团,没有说剿灭而是用了遣散一词。对记者们,李鸿章特别为慈禧开脱,说皇太后只是受人愚惑。但他却明确地说出了要惩办祸首,引起了极大的议论,好像他进京后,一大批官员将要大祸临头了。
李鸿章做的第二件事便是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实际上是给慈禧的奏折,在奏折上签名的官员,包括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官员,这几乎是清廷所有的南方大员了,其中也有满人,如福州将军善联。奏折向朝廷提出了四点要求,要求保护各省洋行教士;悼念德国公使克林德,并致国书与德王,以示我国并无意与德交恶;命顺天府及直隶衙门查明除战事外因拳匪被害洋人教士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抚恤补偿;命直隶境内各统兵大员,对扰害良民的乱匪乱兵严厉镇压,以保京畿稳定。
口气不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请示,而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了,但此时朝廷已开始围攻东交民巷,董福祥部就是朝廷的正规军,亲自攻打使馆,当时朝廷根本无意照李鸿章的四点要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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