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某某家女儿被拐卖过，在那边生了两个孩子。万幸人解救回来了，就是两个孩子太惨了。”
“某某被拐卖，受刺激太大变成神经病了，一定要离她远点。”
让被拐卖妇女痛苦的，不仅是惨痛的经历，以及难以回避的，遭人议论嘲讽攻击的未来。
王真真的父母真很疼爱她，听从舒安歌的建议搬了家，还未女儿改了名字。
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后，没有疑神疑鬼的目光，也没指指点点的议论，王真真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她给舒安歌写了信，表达了心中的感谢，以及对未来的恐惧。
两人建立了长期的笔友关系，舒安歌年纪比王真真小，但在未来发展建议上，足以担任良师益友。
在舒安歌建议下，王真真决定从新读高中，考取一个好的大学，忘记过去的黑暗和痛苦，让人生重新变得光明。
她不想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王真真想做一个法律工作者，为广大受压迫、被虐待的妇女、儿童发声。
经了王真真这事后，舒安歌决定加快拯救被拐卖人口的步伐。
相比起北王屯，原主被拐卖的山村更加黑暗，被拐卖到那里的人口更多。
被拐卖的十七年里，宋红珊每天都如同在地狱中煎熬，也听过见过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
被逼疯的大学生，因反抗强暴被打断四肢的“外地媳妇儿”，无数悲剧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中上演。
在那样绝望黑暗的日子里，连某个被害者一把火与拐卖自己的人家同归于尽，都让人大快人心。
原主宁愿一把火，一瓶du药弄死所有人，也不想苟延残喘的在地狱中活下去。
而在那样的环境中，连死都是奢望。
靠一个人的力量的想要改变世界太难，但舒安歌可以尽全力拯救更多的人。
她从原主记忆中，搜寻出原主被拐卖的村庄，将能记住的被害者默写出来，然后又排除了一下时间。
宁愿错写一个，不能少写半个。
舒安歌将被害者的名单以及大概家庭住址，用匿名信的方式，发给了受害者所在的省、市派出所。
能记得县镇所在的，她也往县派出所也寄了一份过去。
除此之外，舒安歌还向国家、以及买卖人口山村所在的省市派出所写了举报信。
阳光能照耀到的地方，法律也将照到。
1983年恰逢国家严打开始，舒安歌的举报很快收到了成果。
国家花大力气打击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人口拐卖一经查出，人贩子立即枪毙。
买家如果阻挠警方解救人质和执法，也将受到严厉惩罚。
如果买家有伤害被拐卖妇女人身安全的行为，轻则坐牢重则枪毙。
虽然多年后，很多人在提起严打时，都觉得量刑过重。但对于那些买卖人口、以及贩du等罪犯来说，严打就是他们的克星。
舒安歌关注过新闻，那些熟悉的人贩子名单被登到了报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也和家人再度重逢。
在许多人的奔跑呼吁下，国家也开始重视被解救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许多像原主一样的女性，如凤凰浴火，获得了新生。
她们不必在深山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下去。
为了方便两个孩子念书，宋光良一家搬到了县城里，宋红星也转到了县城的小学。
五年后。
深市火车站，舒安歌穿着纯白色小西装，拉着小巧的行李箱独自出站。
她穿着素淡简单，用“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形容再恰当不过。
舒安歌飞来深圳，是为了参加一场国际会议，一场关于医疗器械交流与发展的会议。
导师已经先一步抵达，她因为另有科研任务，所以晚了一段时间。
聪敏的头脑，出色的科研能力，让舒安歌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结束了本科课程，拜入专业内最有名的研究生导师做直博生。
可以说，她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院士的门槛儿。
八十年代，是科研人才非常受重视的年代，舒安歌享受到的是大熊猫的待遇。
要不是她极力推辞，她来深市一趟，国家能给派上两个专业保镖跟着。
深市是经济特区，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其他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有许多黑心厂商，不仅卖假货，还卖假药、假医疗器材，以及能喝死人的用工业酒精做的假酒。
火车站十分繁华，出站口许多人举着牌子招工，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群人蜂拥着围了上来，向舒安歌推销各种商品，还拉扯她住酒店。
小地方来的，没见过这阵仗，十有八九会上当。
“小姑娘，要最新款的袖珍手收录机不要，外国货先进又漂亮！”
有人神神秘秘的往舒安歌跟前凑，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向她推销“外国牌”收录音。
舒安歌只看了一眼，标签上的英文错漏百出，一点儿都不像外国货。
“不要。”
她说了两个字，拉着行李箱，径直往前走。
人群中，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对了个眼色，比了个“肥羊”的手势，想要对舒安歌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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